此外，建康的道场寺，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，以译经为主。佛驮跋陀罗、慧观[21]、法显[22]等，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。
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。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，携回《大般泥洹经》、《摩诃僧祇律》、《长阿含》等多部经典。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，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。
两晋时期，因玄学风行全国，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，而有“六家七宗”各擅其胜之势。“般若”丰富了“玄学”的内涵，“玄学”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，史称“格义佛教”。直至鸠摩罗什、僧肇等师徒的导正，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。由于学风鼎盛，思潮自由，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，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。
二、南北朝佛教史
东晋之后，南北分裂，南方有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称为南朝（420—588）；北方有北魏（又称跖跋魏），嗣后分为东西二魏，而禅位于北齐、北周，称为北朝（396—581）。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，历时一百六十余年，后由隋文帝统一。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，寺院僧尼急遽增多[23]，佛教译经更为隆盛，大小乘经论弘传，佛教学派成立，不再依附儒道，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“真常妙有”、“真常唯心”二派[24]，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