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里把清儒舍经世之学而群趋“求是之学”（考据学）归于“文网”、“饥寒”、“廉耻道丧”、“清议荡然”等因素，确也道出了考据学兴起的一个根源，尽管这一看法不无片面。而在离开纯学术标准，把学术与士节相关联的视野下，刘师培对此“求是之学”的评价并不高，相对于明儒之“多行”，学术“用以应事”，清儒便是“多病”，学术“用以保身”。他还进而言道：
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，而武断之风盛；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，而卑者或沦于裨贩。其言词章经世理学者，则往往多汙行。惟笃守汉学者好学慕古，甘以不才自全，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。然慧者则辅以书翰词章，黠者则侈言经世，其进而益上，则躬居理学之名。盖汉学之词，举世视为无用，舍闭关却扫外，其学仅足以授徒。[12]
作为清学的继承者而对清学有如此评价，值得深思。实际上，就是到了辛亥后，已“趋于循旧”的刘师培仍对清代汉学有讥讪之辞，他曾对蒙文通说：
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治之经。
前世为类书者（《御览》《类聚》之类），散群书于各类书之中；清世为义疏者（正义之类），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。[13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