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三）从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，他在带湖和瓢泉度过了近二十年最成熟、最丰美的岁月。这对于他的思想变化影响极大。他一方面难以平息失志的苦闷，对于南宋官场加诸他的打击愤郁不平，也难以忘怀抗金复土的英雄之念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借山水徜徉来安慰自己的精神苦闷，借学道问佛来化解自己因壮志难酬和壮心不已的冲突而生的沉痛感。这样，在不断的精神冲突和对于冲突的化解与超越中，随着时光的流逝、年华的老去，他渐渐地由一个志在抗金复国的英雄人物，一个与现实生活对立的理想主义者，转而成了一个以道家思想为镜筒重新观察人间生活的理性主义者。这个转变，是在第一次归隐即四十三岁开始归隐于带湖的后期显示出迹象，而在第二次归隐即在五十五岁归隐于瓢泉时基本形成的。说是基本形成，就意味着：如果没有什么外力的推动和激扬，在他日常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中，儒家的拯济之念已经退处于意识底层。那些上浮的部分，基本上已经是不免于激愤的“看破”和“放手”了。这由他称许弃官归隐的陶渊明由偶尔变为常态，甚至直接以庄子的“齐物思想”来重新解释人间生活可知。他的理趣词，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写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