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斋生于明末，崛起幽冀，耻托空言，于道德则尚力行，于学术则崇实用。而分科讲习，立法尤精。虽其依经立说，间失经义之真，然道艺并崇，则固岐周之典则也。刚主（李塨）继之，颜学益恢。乃后儒以经师拟之，呜呼！殆亦浅视乎刚主矣。[28]
此可见出他对颜李之学评价之高。
至于戴震之学，刘师培一向推崇备至，自谓“予束发受书，即服膺东原之训”。[29]戴震本以汉学为学界瞩目，刘之《东原学案序》却基本不谈其汉学，而以其超迈宋儒的义理学为阐释对象。此种做法，盖因其考据训诂之成就已广为人知，相反其义理之学如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之类著作不仅“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”，而且也不为其门人所理解。[30]所以，刘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戴震之学画上圆满的句号，不使其光辉有所遮蔽。《东原学案序》首先指出：
近代以来，鸿儒辈出，鄞县万氏、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，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，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。东原之书，以《原善》、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为最著。[31]
刘氏对《原善》评价甚高，认为它“训诂彰明，缜密严瑮，其说信美矣”。相对而言，觉“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一书则瑕瑜杂见”，如书中对“理”的解释远超宋儒，“解理为分，确宗汉诂。复以理为同条共贯也，故以理字为公例，较宋儒以浑全解理字者迥不同矣。至谓理在欲中，亦非宋儒所可及”。但从西方心理学和唯心论的视角来看，“事物之理，心能别之”，“在物在心，总名曰理”，而戴震所言之理仅指“在物之理”，这是其“言理之偏”；书中之论“性”，发明不多，基本无异于宋儒之说，有所偏失；至于“训道为行，训权为变，立言虽当，然言词隐曲，必假引申。唯才训为能，诚训为实，析词明辨，远迈前儒”。尽管戴震之学非十全十美，但总体而言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