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三)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的异化
对于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，吉登斯从多方面做了经验主义的症候阅读和描述，最终落脚到人的现实生活中。在吉登斯看来，人的现实生存的各种威胁，不仅通过人的生活世界的变化表现出来，尤其是在个体生活中得到体现，其结果就是个人生活的全面异化，包括个人身体、自我以及共同体生活的灾难。
吉登斯是从现代性社会与资本主义制度高度结合的视角，从唯物史观关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立场出发，对人的身体给予关注。在他看来，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下，个人身体不仅仅体现为受到威胁，更重要的是体现为身体自身的异化。吉登斯不仅仅把身体看作思想和行为的载负者，而且还是政治权利、知识文化、话语传统等复杂社会关系的携带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对身体的理解，不仅仅是社会学、政治学研究的对象，更是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对象。
吉登斯认为，“对身体的轮廓和特性的觉知，是对世界的创造性探索的真正起源”①。在反思的现代性中，身体是第一个被感知的对象，如何把身体在感觉中重构起来，与身体的存在场域和人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。吉登斯列举儿童认识世界的过程来说明对身体感知的重要性。儿童刚开始感知世界的时候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有身体的，他们通过与客体世界和成人的实践性参与活动来觉知身体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儿童在认识自己身体的同时，也开始了对物质世界的认识。身体是应付外在情景和事件的“实体”。比如吃饭、穿衣、行走、工作、学习等惯常行为，都是通过身体这个“实体”来完成的社会实践活动。